本文节选自《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流变、根源、功能及影响》一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2期。本文转自“钝角网”公众号。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影响俄罗斯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还成为俄罗斯权力精英世界观的一部分。

【2024年3月17日，俄罗斯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按照目前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和政治氛围，普京当选总统应该没有问题。而根据2020年俄罗斯宪法修正案的规定，普京之前的总统任期已经全部清零，他2020-2024年的总统任期结束后，还可以参加两次总统选举。由于宪法修改后俄罗斯的总统任期已经调整为六年，所以理论上讲，普京有可能长期执政到2036年。当然，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然而，在俄乌战场依然胶着、经济发展困难、国际环境急剧恶化等诸多因素的冲击之下，俄罗斯政治暗流涌动，不确定性陡升。普京长期执政到2036年的计划大概率无法实现，“后普京时代”不知道哪天就会提前到来。因此，人们有理由关心，普京之后，谁将接掌俄罗斯——是当今的高官显贵、富二代或官二代、还是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将向哪里去——是大国复兴、继续停滞还是走向沉沦？本书盘点了在普京执政俄罗斯20多年期间成长并在俄罗斯政界崭露头角，有可能在2024年后对俄罗斯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新一代权力精英，推演哪些人有可能接掌俄罗斯权力或以其他形式对俄罗斯政治产生深度影响，通过揭示他们的成长经历、政治理念、关系网络来探究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可能前景。】

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源

不同国家的反美主义都有着其特定根源。“欧洲文化精英很难在文化上认同美国……他们反美情绪的根源无疑是在文化”。在欧洲反美主义中，“政治只是导火索，却从不是原因……欧洲反美主义的核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一种文化形态”相较于欧洲，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无疑具有更复杂的根源。

在众多解释俄罗斯反美主义起源的范式中，“情境理论”认为，“俄罗斯持续增长的反美主义与情境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俄美关系恶化时（比如1999年和2008年），对美国持消极态度的人就会激增”。同时必须考虑到反美情绪的矛盾性和反美主义现象的多面性，并据此区分反美主义和非美主义。非美主义不包含对美国的敌意和对美国人的消极态度，它强调了美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之间在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它所包含的批判性元素更多地与美国国家政策的具体表现或个人，组织和机构的行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将一个与美国不同或仅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世界视为对美国不友好或敌对。

“工具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不成功、国内问题频发是促使其执政者积极塑造外部敌人，通过鼓动反美主义转移民众视线以使他们不再关注国内问题的一种便捷手段。“俄罗斯精英内部一股强大的力量人为制造了对美国的厌恶，以便在争夺选民的竞争中获取优势。当反美情绪积淀成为一种‘被围困的要塞’的意识时，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可以通过抵御来自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而得以巩固”。该范式认为，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要高于普通民众，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更多来源于权力精英阶层。

“怨恨理论”揭示了将反美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的另一种逻辑，也就是在“求而不得”的背景下，对待某些事物的积极态度和占有欲望往往会转变成对初衷的否定和对追求事物的“怨恨心理”。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如果一国将另一国视为榜样而对它的模仿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那么就有可能对“榜样国”产生失望情绪甚至攻击性和敌意。这是在经历深刻社会变革的国家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主义，其逻辑暗示了反美主义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最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滋生怨恨的土壤；在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社会中，这种怨恨也已经化为乌有；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最容易看到明显的反美情绪。

有学者认为，“对美国繁荣和成功的嫉妒与一种在商业、外交和道义上无能为力的新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欧洲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如果欧洲尚且如此，那么对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的俄罗斯而言，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在从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俄罗斯人曾寄望于美国能够助其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因而美国一度被视为可以带来巨大好处的盟友和伙伴。然而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和俄罗斯大国地位被显著削弱。当改革拥护者的乐观主义被无情浇灭之后，俄罗斯全盘否定了其无法适应的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进而也将对美国的希望转化为不信任甚至敌意。

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有时恰恰是“亲美而不得”的极端反应。反美主义与亲美主义的各自占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主义”在俄罗斯占绝对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是亲美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因为俄罗斯人一直在模仿美国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希望世界繁荣且受到普遍尊重的强国应该做的。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中，美国人是俄罗斯人的老师，美国拥有巨大的权威，而俄罗斯在不断默默地模仿他们的行为。这如同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与瑞典人作战的同时也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一样。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总体上是对西方价值观的否定。而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西方价值观是可以接受的，错误的是在没有充分理解和正确解释的情况下盲目模仿其价值观的行动。俄罗斯人对当今美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伊拉克战争北约东扩和推动“后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三个事件，这些认识都是克里姆林宫宣传工作的结果，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侵略和扩大势力范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了侵犯。但在对美国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俄罗斯人有意忽略了其与美国外交的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约开始第一次东扩，俄罗斯经济也每况愈下，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将美国视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威胁。但此时，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恶感还未上升到政治层面，俄罗斯传媒仍在宣传“回归世界文明大家庭”的观念，大众层面的反美主义与精英层面的反美情绪仍存在巨大落差。然而，1998年金融危机彻底终结了俄罗斯民众对自由主义改革将带来美好生活的期许，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南联盟也表明俄罗斯已经丧失超级大国地位。这导致反美主义宣传充斥于俄罗斯媒体，民众的反美情绪超过了俄罗斯精英。自上而下的反美主义盛行使其成为影响俄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亚博卢集团”等亲美政治力量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生长于改革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的孩子们”起初对美国态度友好，但接连不断的内外危机使他们最终走上了反美道路，危机促使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团结起来以应对共同威胁。

在此背景下，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影响俄罗斯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还成为俄罗斯权力精英世界观的一部分。在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国内反美情绪明显高涨。“2014年5月，敌视美国的俄罗斯民众比例达到71%，创历史新高。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数字不到10%。”20多年来，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始终高于其国内平均水平，很少有高层决策者持“亲美”观点或者至少不愿公开。大部分俄罗斯精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挑战，美国是俄罗斯明显而直接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相关政策的结果。与推动俄罗斯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相反，美国不仅未对改善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做出任何贡献，反而利用了俄罗斯的弱点”。

与反美主义高涨相关联，俄罗斯持扩张主义立场的“鹰派”数量也在持续上升，他们认为军事力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但需要予以重视的是，“两极思维”已不再是俄罗斯精英国际战略观的基本特征，他们并不追求全球主导权，“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在俄罗斯跻身‘第一梯队’失败后被侮辱和极度失望的心态。为了维系精英和大众的支持，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而维系在‘近邻地区’的势力范围则成为俄罗斯权力精英准备运用武力捍卫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自2008年俄格战争以来，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多次发动军事行动的场景。

社会心理学从另外一个视角揭示了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源。这一学派认为，由于“对于世界各地之人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系、通用语、威胁朋友以及焦虑之源”，数十年来，俄罗斯和美国一直在相互扮演“结构性对方”的角色，即经过与对方相比较而形成关于“自己”的概念。这种社会文化机制是通过对方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并将自身极力要摆脱的那些特征归因于对方。对另一方的描述同时也是对自身的描述：通过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专制国家，美国人宣告了自己的民主；俄罗斯通过将美国人描绘成只顾赚钱的人，从而证实了自己思想上的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内产生危机的时期，美俄之间的相互争论总是升级。俄罗斯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社会心理学中的“投射”现象——将自己的消极情绪和动机转移到批评对象上。实际上，俄罗斯人指责美国统治世界的欲望只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和野心的投射。同时，俄罗斯反美主义还内含一些自卑感。俄罗斯人经常认为美国对待俄罗斯是消极和不公平的，这体现了俄罗斯对美国利己主义和双重标准的愤慨，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丧失世界“一极”地位而产生的“自我辩解”的愿望。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一种保护机制，试图使自己免受自卑的困扰。它通过指责美国政策“道德败坏”并将其与俄罗斯的“道德政治”形成对比，以此来解决俄罗斯的自卑问题。

以对丧失帝国地位的愤愤不平和对恢复帝国的无限渴望为特征的“魏玛综合征”也是俄罗斯反美主义日益高涨的重要根源。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受辱的巨人”，努力追求恢复其被动摇的大国地位。俄罗斯目前的状况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2006年，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的旗手叶戈尔·盖达尔以《魏玛综合征》为题发文直指俄罗斯的“后帝国时代”怀旧现象，强调“试图使俄罗斯再次成为一个帝国，就意味着质疑它目前的存在。魏玛共和国政权不愿说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相，这是导致其崩溃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去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原因进行系统研究，而是沉湎‘苏联被外部敌人摧毁’的假象，将危及国家的未来”。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列昂尼德·拉吉霍夫斯基也认为“‘魏玛综合征’的幽灵自1991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俄罗斯”，强调“俄罗斯反美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帝国情结和堡垒意识。这些情结与仇外心理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专制意识结构，并成为滋生亲法西斯观点的温床”。可以说，美国的持续强大与曾为世界强国但实力不断下降的俄罗斯之间的反差给俄罗斯政治精英带来了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与在后苏联思想中仍然挥之不去的大国情结与帝国情怀相互叠加，为反美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胜利者综合征”也成为刺激俄罗斯反美主义盛行的重要因素。美国分析家科恩承认：“1991年12月以后美国权力机构宣布‘我们赢得了冷战，俄罗斯输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精英眼中，俄罗斯与战后的德国或日本一样，不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和平等的国家。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美国人现在可以干涉俄罗斯内政，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服从美国的利益。这些假设一直持续至今”。公平地说，俄罗斯的“魏玛综合征”和美国的“胜利者综合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除了上述现实因素之外，俄罗斯的“敌我”二元认知结构和美俄历史发展的巨大落差也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深层根源。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与蒙古人、波兰人、瑞典人、土耳其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外族”发生过多次惨烈的战争。对外关系的历史性紧张使俄罗斯人对“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对立有着深刻认知。这种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认知深深进入了大众意识，形成了强烈的“敌人”意象，并使俄罗斯人产生了生活于“被围困的堡垒”中的想法。在俄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俄罗斯从来不缺“敌人”。在苏联时代，这种敌我观念达到了高潮，苏联人相信，其周围是一个敌对的环境，那些国家只想瓦解苏联政权并对其进行掠夺。而“美国生来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其历史上发生的每次较大社会转型或变革很大程度上都对其他国家传统的存在与延续构成了‘威胁’”。对于社会传统、制度安排、政治文化以及价值观念都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的俄罗斯来说，这种“威胁”无疑显得更加严重和迫切。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主任古德科夫认为，俄罗斯对美国的不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20世纪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一种愤怒和敌视；二是美国的仇恨可以作为维护国家统一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法而发挥作用。

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观察，可以发现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是反西方主义的自然延伸。众所周知，历史上俄罗斯曾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天主教国家的浓浓敌意、自身的深深孤寂以及自我标榜道德高尚向来就是希腊人精神中固有的一部分，而在希腊人的世界观中，宗教和民族的融合一向是很自然的”，“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得希腊孤立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潮流之外”。在这些方面，俄罗斯的反美主义与希腊的反美主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相互恐惧和敌视始于11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大分裂。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与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宗教分歧引发了俄国人与波兰人、立陶宛人、瑞典人，以及条顿骑士团之间的多次战争，并使俄罗斯人产生了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尽管彼得大帝以强力的方式推进了俄国的“欧化”改革，但其改革始终是“西学为体﹑俄学为用”的，一方面要获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损俄国专制制度。为抗衡西方思想的冲击，俄国的当权者一面倡导“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一面推进国家理念和民族意识中强烈的反西方主义。

俄国的反西方意识“在18世纪才刚刚开始形成，但随后便逐渐影响并主宰了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的反西方意识逐渐成型。俄罗斯反西方主义最初反对的是“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一流论”和“欧洲道路先进论”，其实质是反对欧化改革、反对抛弃传统文化，以及反对迷恋欧洲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认同中的“西方”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范围扩大到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反西方主义的内容也随之延展，从最初的“反欧洲”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反欧美”，并且由思想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地缘政治层面，从一种纯粹的思想争论演变成了政治行动。可以说，“反西方主义是暗藏在俄国东方——西方框架下的一种心理结构，是俄国精神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代以来，俄国反西方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断言“西方的没落”。早在斯宾格勒提出“西方的没落”之前半个世纪，俄国历史文化学者丹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Данилевский）就在其专著《俄国与欧洲》中批判“欧洲中心论”，并以自然主义的“有机体论”论证西方文明的没落。而今天，俄罗斯的反美主义论调中则充斥着“美国没落论”，从普京近年来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欧洲的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反犹太主义关联密切，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也同样存在。在崇尚自然经济和村社制度的俄国人眼中，受金钱驱使﹑渴望利润、主张普遍性和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是犹太人与没有根基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最坏结果”。俄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反犹主义运动。而在当代俄罗斯，反犹主义有两个重要根源，从内部来说，在私有化过程中一夜暴富的俄罗斯富豪很多都是犹太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落差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仇富”心理让俄罗斯人对本国犹太人心生怨恨；从外部来说，“阴谋论”思维让俄罗斯人经常把很多灾难的根源归结为华尔街的“犹太俱乐部”。

在学理层面，上述多种范式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源。而在实际中，情境、工具、怨恨、认知结构、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在俄罗斯反美主义的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截然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