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第三次造富时代来了 富翁进入洗牌期 未来十年机会最多

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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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编者按: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在转型中不断前行。

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前行阴霾仍未被彻底摆脱,资本市场改革依然在进行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确定因素牵动人心。

这是一场漫长的博弈。人们往往容易高估眼前的事件,而低估长远的趋势。

当我们在“充满机遇与挑战”中即将与2019话别,身处其中,所有人都在思考,即将来到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在复杂变局之下,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选择与他们进行对话,他们包括经济学者、商业领袖和高层智囊,通过呈现他们的思考、观察与预判,为每一个你我,提供从个人到公共生活的决策参考,预见宏观叙事之下的潜流方向。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思采访魏杰的前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0%。魏杰说,这是我们已经预想到的数据。他判断,由于投资力度加大,四季度GDP增速可能会有所上升。2020年GDP增速大约为6%,而到了2021年,GDP增速将降至6%以下。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个世纪90年代,他和刘伟、樊纲、钟朋荣并称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今年魏杰已经67岁,仍然活跃于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第一线。他还是全国十余个省市和十余家企业的经济顾问。他喜欢研究趋势,又乐于实地调研。这使得他的观察接地气的同时,也更为锐利。 2018年初,他曾经预言,2018年到202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三年。他最近一次引发关注,是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第三次造富时代”。

我们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魏杰坦言,中国经济仍处在过渡期。“不应该幻想可以回到过去的高增长速度,而且,这个过渡期可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提醒企业家们,快速造富的时代过去了,得踏踏实实地沉下来了,要补上技术的短板。但是, “技术不是用钱能砸出来的”,魏杰认为,国家投资应该投向基础研究领域,而不是投向应用技术。

由此,魏杰预言,第三次造富时代将至,富翁洗牌势不可免,未来的富翁将更多出自科技工作者。“未来十年会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也是机会最多的时代。 ”

【访谈】

明年仍然很关键

经济观察报:今年3季度GDP同比增长6.0%,这已经触及年初确定的宏观指导线的下限。您之前说过2018-2020年这3年是最困难的,按您的判断,未来是否会更困难,或者会是怎样的态势?

魏杰: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速6.0%,这是我们预想到的。之所以不会更高,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还在偿债高峰期。2014-2016年的放水导致中国负债太高,所以2018-2020年是中国的偿债高峰期。

第二,明年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产业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将继续处在调整和收缩阶段。替代他们的新的产业暂时还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必须想办法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三个产业上面: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等;现代制造业,包括航天器制造与航空器制造、高铁装备制造、数控机床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与海洋装备制造。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中国开放格局的调整,我们在寻找新的市场、新的社会投资,这个过程也就是格局变化的过程。

以上三个原因导致了增长的回落。因为前三季度GDP平均增速6.2%,如果第四季度还是6.0%的话,全年仍然保持在6%以上,但无法保证6.2%的话,明年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我估计,今年第四季度,上述三个原因不会变化,但是可能因为投资的增长,GDP增速较第三季度有所反弹,可能是6.1%或6.2%。

此外,我估计2020年GDP增速在6%左右,原因是刚刚讲到的三个原因,具体情况取决于明年与上述三个原因相关的因素的变动情况,也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正向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在现在的态势下,您觉得政策会有怎样的改变?

魏杰:政策方面,明年可能是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城市化政策;第二是继续减税减费;第三,就是明年在开放格局中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变动,可能某个方面有了大的进展。比如,非洲市场是否会扩大,等等。虽然明年的下行压力会适当放缓,但是不会太大,我觉得明年仍然是比较难的一年。

经济观察报:就减税而言,有些地方会觉得压力已经很大了。

魏杰:我们今年减的主要是增值税,增值税还可以再减。明年继续减税费,对那些因为成本上升导致压力比较大的企业有好处,但对产能过剩的企业是没有好处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过去的理解,济增速降到6%、5%以下就是不好了。怎么理解今天的6%,乃至未来的5%?

魏杰:GDP增速减缓,并不一定反映经济衰退。从规律上来讲,经济达到一定规模以后,GDP规模与增速成反比,GDP的规模越大增速越低,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并不反映经济衰退。2012年,GDP增速降到8%以下,2015年破7%,估计2021年会破6%。这是自然规律,预计到20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会和美国差不多,那时增速能达到3%就很好了,再回升到7%,8%以上是不可能的。

过渡期还没结束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都讲中国经济的韧性,通常的理解是我们的市场很大,有很大的消费人群,有4亿的中产崛起。您怎样理解中国经济的韧性?

魏杰:我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转型过渡期。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期,我们过去的支柱产业:传统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都已经过剩,将继续处在调整和收缩阶段。但是新的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还没发展起来起来。

结构调整期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的估计是5-10年。因为有些不是人为可控的,比如技术上的短板,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估计目前是比较低迷的。现在中国经济的状态是,没有太差,也没有很好。

第二,我们的人口阶层正在调整,城市化尚未完成,小镇青年还在往大城市迁移的过程中。这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很多因素阻碍了他们,比如房价等因素。

现在我们说4亿中产人群,他们大部分消费已经饱和,这就需要新的中产人群进来,但是新的中产还没产生。这是一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第三,我们真正的短板还没解决,我们的技术不行。我对出口企业进行调研时发现,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不进口他们的产品,而是设备和技术都来自欧美。

以上三条决定了中国仍然处于调整期,或者称为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应该幻想可以有过去那样高的增长。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很多优势,市场或者消费人群等,是我们的优势,但还没有成为现实优势,仅仅是我们判断的优势。

科技造富时代

经济观察报:您提出的第三次造富时代,可以展开讲一讲吗?

魏杰:第一次造富是体制造富。当时体制内外差异非常大,有人胆子大冲到体制外,由于体制差异发展起来,这是体制带来的,我们应该认可他们,因为是时代造就了他们。

第二次造富是产业造富,发生在房地产和信息产业。由于市场巨大,投资了这两个产业的人成了富翁。现在我们看富豪榜,几乎都来自这两个产业。但是这一轮的造富到2013年就停止了,因为产业和体制到顶了。

第三次造富将会是科技造富。中国的短板是技术,这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未来谁拥有技术谁就可以获得庞大的收益,未来拥有技术的人将可能成为中国的富翁。但是,这是在修改知识产权制度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如果技术都是国家和机构的,就无法造富。只有技术研发人员能够享受他所研发的知识产权的经济收益才行。

如果技术研究人员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这个人群会越来越多,我的估计是到2023年这个现象会非常明显。因为,2023年左右,战略新兴产业可能逐渐取得突破。

我认为未来十年是百年不遇的一次大变局。现在国内的一些富翁可能被洗牌,明年房地产可能继续倒闭一些企业,进入富翁群体的调整期。此外,第二次全球化结束,第三次全球化开始后,又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动。未来十年会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也是机会最多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您讲的科技造富的时代,与互联网时代的造富有什么差别呢?

魏杰:互联网时代造就的是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者。比如,马云是不懂技术的,他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创造的财富,他对技术本身没有贡献。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再想利用它已经不可能了。那就需要真正的技术创新,比如芯片,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我们的芯片永远发展不起来,永远受制于人。芯片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受制于芯片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科研人员的投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都想着赚快钱,等着使用技术带来收益,我们的短板是补不了的。

经济观察报:在人们习惯了赚快钱的环境下,您讲到的第三次造富时代其实还是很难的,如果有可能去赚快钱,为什么要去不断的投入,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魏杰: 所以我说2018-2020年这三年的困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一定都是负面的。正面影响是,告诉大家,快速造富的时代过去了,得踏踏实实地沉下来了。现在社会需要的是补足短板,短板是技术,于是,就要献身于技术创新的研究,献身于这方面的投资。比如医药行业,已经赚了的钱就得用于新药的研发,逐渐把人推向所谓的理性和冷静。

反过来说,如果所有人的日子都很好,都能赚到快钱,就没人做科技研发了。现在赚不到快钱了,我估计2018-2020年这三年过后,许多人受了很多教训,明白了要理性,不能存在幻想,经济不能存在幻想。

过去是时代支持人们赚快钱。回想2014-2016年,会一夜之间冒出新的风口,这是时代造就的一个动荡的状态。因为企业家们原来做实业,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当时市场有需求,只要做就能够赚钱。后来市场饱和了,实业难做了,就导致了后来的状况——需要技术的我们做不了,不需要技术的都已经饱和了,就产生了这几年这种盲目扩张投资的状态。

再加上,我们的监管机构很厉害,却没有监测机构。比如,一个人向银行贷款50亿元,这时是债权。他随后用这笔钱购买一个控股公司的控股权,就变成了资本,然后可以再把资产抵押,贷款100亿元,这样不断的往复。因为没有监测机构,最后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钱。这就导致企业界极大的混乱,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慢慢停下来的,今年已经比去年稍好一些,我估计明年会比今年再稍好一些。互联网能做的是便利化和高效化,但是不能防风险,结果风险全都爆发出来。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钱砸不出技术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技术能够用钱砸出来吗?

魏杰:技术不是钱能砸出来的,钱的作用是调动真正做事的人的积极性。我们并不缺资本,比如贾跃亭,2000亿投到FF汽车上,那是没用的。真正的技术还没做到那个程度,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过去资本没有给到真正在做科研创新的人,这叫资本活动与科研活动的分离。只有资本真正给到技术人力的时候,他们才有积极性,才能产出技术。如果资本没有投入到技术领域,很可能只是扩大了规模。

所以我们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把资本变为真正的技术推动力量。

经济观察报:国家投资应该重点投向哪些方面?

魏杰:关键是基础科学研究,而不应该是投给应用技术。今年是我们对基础研究投资最高的一年,有9000多亿元,已经在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随之而来的会是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人员收入的增长,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会慢慢的改善。

总体来讲,我的感觉是,去年到今年以来,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的短板是技术。过去可以赚快钱,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但是现在市场饱和了,我们原来的做法赚不了钱了,就会逼着一部分投资开始进入研究领域。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产业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魏杰:产业政策只能是一种预测形态。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国家的投资直接投到经济相关的技术上的,都是失败的。我做过研究,专门写了文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可以的,能产生正面效益,但是政府投资应用技术的情况,都是负影响。

经济观察报:您提到的第三次造富时代,那些新兴产业似乎都涉及到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

魏杰:所以就是要不要政府直接投资技术,还是投资基础研究。一般来讲,政府不要介入这种产业,我们之前因为政府直接投资应用技术出过很多问题,比如不久前的水氢能源汽车,等等。

我的看法是,政府的产业基金最好不要投向和经济直接挂钩的技术,而应该专注于投资基础研究,或者做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基础研究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比如高铁,一开始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生产高铁,而是先突破技术。当时没有技术,就要从数据、实验、猜测等开始,相当于是基础研究。后来才开始慢慢的造高铁,这时才是经济直接挂钩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投资的成功在于对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如果国家一开始直接投资造高铁,而不是投资于基础研究,大概率会是失败的,可能政府决定投资造高铁,就开始购买零部件,很快高铁就造好了,但是没有核心技术,不能长久。

我们现在不要总想着经济增长达到多少,想着一夜暴富,现在要向人们释放一种信号,那个时代过去了,新时代要扎扎实实的做才可以。不要期待中国经济明年会大涨,也不应该因为经济增速减缓就觉得很悲哀,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拥有技术的人未必会经营企业。

魏杰:现在的情况是,有了技术,就自然有了市场,技术对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市场开发。我一直讲技术是短板,一旦弥补了短板,就能带来产业的发展。现在世界前沿的企业,都是技术出身。

第三次全球化

经济观察报:您过去提过关于企业战略的问题,您曾提过企业整合国际资源去做国内市场,现在的环境下,这个战略还能执行下去吗?

魏杰:事实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新的格局,过去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已经走到尽头了,现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全球化到来了,全球配置资源,是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等的全球配置。

过去,中国不断的出口,最后一定是很大的顺差,逆差国失去了就业和税收,最终一定会反对。现在中国可能不是把产品出口到非洲,而是到非洲投资,到非洲建厂,给当地带来就业和税收,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应的利润和资源。

我很支持曹德旺,到美国投资汽车玻璃厂是对的。如果不断向美国出口玻璃,一定会给导致美国的逆差,同时就业和税收都离开了美国,美国一定不想让你的产品在美国销售。解决的办法就是到美国来办厂,美国获得就业和税收,我们拿到了利润。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全球配置资源成功的企业,应该是很少的。

魏杰:我的设想是,未来世界范围内会产生新的以跨国公司形式存在的跨国力量,跨国公司会组成一个新的“联合国”,即联合国跨国公司联合会,作用和现在的联合国一样,由他们来协调全球市场。

所以过去我们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恰恰全世界跨国企业联合起来。所以未来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是跨国公司,第三次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过程中,他们是主体。而且,未来能做到全球配置资源的一定是靠技术起家的公司。

到海外配置资源,配置的是技术和资本。如果我们的技术和资本服务不断强大,对外的资源配置能力更强,就不一定总是要对外出口产品。出口产品的意义已经不大,反而经常容易导致国际纠纷。以技术和资本进行投资,给对方带去就业和税收,在此基础上,我们获得利润才更长远。大家都获利,有共同利益才行。

经济观察报:一些国家批评中国的顺差很大,但是我们自己会觉得委屈,因为我在整个价值链上获得的东西很少。

魏杰:中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因为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是制造大国。首先我们的规模最大;其次,我们的工业门类最为齐全。

问题是,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大和强的差别在于,我们的短板太大。具体而言,第一,航空制造业;第二,数控机床;第三,医药,这个差距很大;第四,信息产业的硬件,比如芯片我们是落后的;第五,材料技术,很多材料造不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快的补短板,成为制造强国,进而更加有能力参与第三次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

第二,中国有巨大的市场,4亿以上中产人群,但是如果这个市场不对外开放的话,就没有意义。只有开放的市场,让大家都能够来搭你的便车,就没人会来抑制你。中国需要开放的市场有三个,物质产品市场、服务业市场、投资市场。

我认为,在第三次全球化中,中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过程中,在资本技术短缺的条件下,要发挥这两个优势。

我最近调研发现,我们应该感谢企业家阶层,他们韧性极强,创新能力是世界少有的。比如,拉杆箱的生产,之前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相当于产品不能在中国生产了。但是一百多家企业联合起来,分工协作,每一家企业只生产一类零部件,质量提高,同时降低了成本,最终生存了下来。

东莞的家具企业也几乎没有离开。过去家具讲究实用名贵材料,有收藏价值,买一套可能几十年都不换。现在讲究时尚,会不断的更新,同时能够折叠,这是以前没有的,这就又打开了新的市场。

这些都是企业在想办法生存下来。而且,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的利润目标并不高,不是要赚15%的利润,他们只要有钱赚就行,所以就生存下来了。这个阶层韧性很强,所以很多原本预期会出现的问题没有出现。所以很多时候,数据只是一个依据,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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